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今年国家将加大医疗反腐力度，并提及了一个公立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近三年间受贿私吞回扣款近400万元被判7年。大多数院长都是从科主任岗位上晋升而来，近年不光是院长，包括科主任也成为高危职业不寒而栗。从一名好医生到科主任再成为一个职业化院长，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何最后会败在金钱与美色上面呢？笔者觉得，根本问题出在医院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上。
  昨天同事讲自己的11岁的女儿问她一个问题，曾国藩为何只能算半个“圣人”？这是一非常有趣的问题。有人说曾国藩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他做到了“三不朽”，也就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看，曾国藩这三点都做到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是为立功；曾国藩留给外人一副谦谦君子、注重德行的印象，是为立德；曾国藩承袭了桐城派的文脉——桐城派被视为清代中后期文坛的正宗。换句话说，曾国藩被人称为圣人的原因是：有功劳、品德好、文章好。但笔者以为，曾国藩的立功是建立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上的，而不像王阳明功是平定宁王反叛、各处的匪患及社民的治理。按笔者理解，王阳明一生所做的既是为国，又是为民。而曾国藩所做的功更多地是一个好官而已。
  同事在回答她女儿的问题时，也说了曾国藩立言做的不够，他不像孔子和王阳明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儒家学说与心学理论，另外也没有对自己的学说与理论进行广泛与执着的传播。孔子与王阳明都有很多的弟子，尤其是王阳明在为官的过程中，总不忘记开馆授学。
  这位女童关于“三不朽”的灵魂之问也许能说明医院管理职业化人才成长模式。曾国藩的“三不朽”似乎应该成为职业化医院管理者的人生追求。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节操》：“论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医院职业化管理中的德行，就是一整套管理的伦理规范。作为管理者，不论是传统文化与当今政治要求，都是一致的。没有制定基本的管理职业化伦理规范，没有进行系统的管理职业伦理培训，就难以让管理者有系统的职业伦理观念，其认知就会走进市场化下的拜金主义道路，最终可能导致目无法纪的状态而坠入贪腐的深渊。
  不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都非常重视管理者的绩效考核，这等于强调管理者首要“立功”，而市场化医疗下的功，是医院的就诊量、医院的收入额、医院的成本消耗以及医务人员的待遇提升等市场竞争力的种种指标。公立医院的上下游都是市场化的，还有民营医院这条大鲶鱼的影响，公立医院的科主任和院长们要想保持立德又立功的平衡，谈何容易。
  至于立言，笔者以为不只是总结与传播医院管理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与传播医院管理的思想、认知观念和伦理规范。要把管理的科学技术与医院管理的文化并列加以重视，形成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创新。
  回到“二个半圣人”的话题，谈做官，曾国藩最成功，谈为民，当是王阳明，而为社会，首推孔夫子。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医院职业化院长的心灵品质无非就是“人格、智慧、胸怀和勇气”这四个维度上下功夫，职业化管理者追求的当然不仅仅是做一个世人，更不是能人，最起码是个能上能下、能刚能柔、能伸能屈的正人“君子”，更进一步的职业目标为何不能是个贤人科主任和贤人院长呢？
  而要使科主任和院长们从能人提升到君子与贤人的境界，当下的人才选拔与培养似乎要打破一味追求服务于市场化机制的管理科学模式，而继承传统儒家文化精华、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管理的科学技术，成就一批“贤人型”科主任和院长。
  在医疗反腐年，反腐理应立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片面追求管理才能的培养机制，立足于防，而不只是反。王阳明先生在谈“改过”时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于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于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盗寇，今日不害为君子矣。”
  总之，医院管理注重西方的管理科学与技术，按专业化与市场化理念，将只能造就出医院管理的“能人”，而如果注重传统与现代先进文化熏陶，重视的心灵品质与人生境界提升，将成就医院管理的“谦谦君子与贤人”。